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4周年
文/庚水
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南下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但是在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建国之初，什么都等着做。为了完成这些重要的任务，周恩来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夜以继日地工作。
领导新CPPCC会议的准备工作。
新中国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怀抱中诞生，新CPPCC从筹备到召开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自1948年8月起，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担负起领导新CPPCC全部筹备工作的重任。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和社会领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8月，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征求他们对会议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人员范围、会议议题等的意见。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此，新CPPCC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周恩来重点关注这些方面。
第一，精心安排爱国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CPPCC会议应该由民主党派和其他知名人士组成。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指出:“应该邀请更多的还能和我们合作的中间派，甚至一些中间偏右的人，甚至那些原来和统治阶级有联系但现在可能影响他支持联合政府的人，来扩大统一战线。”他拟定了当时在香港的77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单，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他们今冬明春进入解放区。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到达，周恩来做了精心的安排。出发路线改了三次，完成了四次接送。他在部署港籍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还安排欢迎平金等地的民主人士到西柏坡旁的中央统战部总部李家庄。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随着一批批民主人士的到来而热闹起来。周恩来特意邀请空参观并报道解放战争的发展，然后和大家一起吃饭。在简陋的环境中，举行了舞蹈和秧歌，气氛欢快热烈。他还专门指示有关人员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衣食住行。民主人士深切感受到解放区的温暖，表示支持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2月，他们先后到达北平。3月，和谈期间，周恩来邀请北平各民主党派人士五次见面，介绍和谈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告诉他们和谈破裂的情况。
二是主持共同纲领的起草。《共同纲领》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它不仅是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也是各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党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这个重要文件。这项工作始于1948年10月。他在代表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共同纲领和建立新的中国中央政府是新CPPCC要讨论的重要问题，纲领的主要内容应征求哈尔滨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东北局，告诉他文件正在起草中，然后发给该局驻哈代表传阅和交换意见。1949年初，第二稿起草完毕后，他指示将其与其他四份有关召集新CPPCC的文件汇编成册，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这个草案强调动员全民支持解放战争。到6月召开新CPPCC筹备会议时，原来的内容已不适合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为主题。周恩来说，现在“我们的计划必须转向建设”，“重点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中国”重新起草“在六七月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将被选为起草计划小组的组长。于是，在中南海秦征厅，周恩来把自己关了一个星期，亲自写了全文和五稿，涵盖了宪法颁布前作为新中国根本法应该具备的基本条款。9月初以来，周恩来先后7次主持或指导相关会议，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其中，到达北平的500多名CPPCC代表进行了两次分组讨论。根据大家的建议，他和毛泽东等一起对这份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让它一天天完善。修改后的版本命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在新CPPCC筹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至此，共同纲领的起草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这个方案起草了将近一年，不断修改，名字也改了。它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
第三，组织领导新CPPCC筹备会议的工作。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南京。一个月后，上海宣布解放。这样，举行CPPCC会议的时机就更加成熟了。此时，周恩来迅速组织新CPPCC的筹备工作，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会谈和磋商，并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议。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顺利进军，新CPPCC筹备会召开预备会议，商定了参加预备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6月15日，新CPPCC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自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出席。会议修改并通过了筹备会议组织条例，成立了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为了加强对新CPPCC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新CPPCC筹备会议党组成员会议，周恩来任书记。
◆新CPPCC筹委会常委合影。后排的周恩来。
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他要求大家对CPPCC代表名单和共同纲领草案、CPPCC组织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问题反复研究确定原则。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充分肯定了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中的进步作用，并教育党内同志做好团结民主人士的工作。他说:“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要谦虚、诚恳、坦率。在原则性问题上要争，在非原则性问题上要善于妥协。不要急躁，更不要怕麻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期合作，才能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断前进。”
第四，协商确定参加CPPCC会议的代表名单。新CPPCC的筹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除了起草共同纲领之外，另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是谈判与会人员名单。一般由单位登记代表名单，然后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协商后初步确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为了某个代表的妥当性而写信、回电报，三思而后行。这项工作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如有争议，他必须亲自出面讨论。他采纳了陈毅的建议，在代表中考虑了开明绅士和老区的其他人。他还与毛泽东联名给宋庆龄写信，邀请他参加北方的盛会，并派邓到上海与他会面。周恩来要求代表名单要包括各行各业的代表，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它不仅要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要照顾到相互的协调和平衡。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他责成有关部门酝酿了3个月，最终确定了662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名单。它以严肃的政治标准为基础，极其广泛，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了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中央有关部门将参加新CPPCC的单位和考生信息打印出来，上报中南海。读完之后，毛泽东幽默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五十四响礼炮，毛泽东的声音像洪鲁: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周恩来面临新的历史使命。
扭转建国初期的困难局面
建国之初，面临的是毁灭性的烂摊子。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军费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还需要安置；连年战乱导致经济萧条，运输困难，商品流通不畅，水旱灾害严重，刚进城的共产党人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从哪里开始工作？周恩来全力以赴抓三件大事:建立政权；恢复经济；建立国际阵营。
第一，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后，首先集中精力建立政府委员会，否则一切工作都无法开始。国务院及其下属委办局的负责人是如何配备的，哪里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这是两个关键问题。
经过与毛泽东反复研究，周恩来把原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作为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把原来的机构搬过来用，因为除了职能增加之外，管理的范围并不相同。只能以此为基础，再从全国各地陆续抽调，形成革命干部、旧政府机关人员、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的人事结构。
最困扰周恩来的是领导职位的安排。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提出人选后，经过充分协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特别注意选拔一批党外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这些有影响力的专业党外人士不仅可以弥补共产党管理国家经验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团结和推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但是，如何衡量人才，平衡使用人才，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熟悉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关系密切，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党内外都能接受的名单。国务院4名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名；21名议员中，有10名共产党员，11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93名委员会、部委、研究所、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中，有51名共产党员和42名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于这一安排，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同志深感周恩来下了大力气，高瞻远瞩，全力以赴，综合平衡。陈毅还高度评价了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他认为，周总理平衡这支队伍的功绩，是既照顾了延安，又照顾了解放区的方方面面；不仅要照顾民主党派，还要照顾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能力。许多党外人士更是心满意足:中国共产党真“苦心孤诣”，周总理真的是周总理！
◆中共代表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合影。周恩来在右数第三排。
第二是恢复国民经济。在旧中国，工业和农业极其落后，国民经济受到连年战争的极大破坏。中国成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水平。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管家，要保证解放战争继续推进，进行和平建设，是很难的。蒋介石曾经威胁说，他把养活几亿人的担子留给了共产党。国内外敌对势力想看新中国的笑话，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物价飞涨，二是灾情严重。
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是金融经济全面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猖獗。一些投机者公开与政府竞争，黑市猖獗，市场秩序尚未建立。从10月中旬开始，食品率先进入华北，纱布率先进入上海。物价开始大幅上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人心开始波动。在陈云的帮助下，周恩来立即采取了措施。他们认为，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之外，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过大，纸币发行过多。在政府会议上讨论价格问题时，周恩来说，“这种胜利的负担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恢复生产”、“开源节流”、“合理使用”。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统一财政收入，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这样就避免了有限的财力物力在使用中的过度分散和浪费，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扭转当时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对于CCP在短时间内创造的这样一个奇迹，“资产阶级代表不得不为之折服”。毛泽东称赞说: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建国之初，除了少数干旱，大部分都是洪水。1949年全国受淹耕地12156万亩，粮食减产202亿斤，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1000万人。其中华东地区受淹耕地5000多万亩，占总耕地的五分之一，减产粮食70多亿斤，受灾人口1600万人。1950年6月，皖北连续下了7天大雨后，淮河再次决口，津浦铁路被一片汪洋包围。3100万亩耕地被淹，数十万间房屋倒塌，995万人受灾，其中109万人停止做饭。面对这场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生死的灾难，周恩来心急如焚。此后，他一直以巨大的精力孜孜不倦地从事水利工作。他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先后下达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和《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把水利作为恢复生产的途径。听完淮河灾情的汇报后，周恩来激动地说，“抗洪是必须的。如果土地干旱而没有洪水，土地改革将是无用的。”他主持召开了两次政府会议，讨论治理淮海问题，提出了大方向和五项原则，随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治理淮海的决定》。从1951年2月开始，对淮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这个山谷长期以来人民饱受灾害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
◆周恩来在新CPPCC预备会议上作了《共同纲领(草案)》起草过程和特点的报告。
早在西柏坡，周恩来就开始思考新中国的管理和经济建设问题。他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担任总理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在认真了解实际情况后，对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一些会议上，他系统阐述了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在讨论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时，他说，“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就不能发展；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的雏形。此后不久，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是继续和资产阶级合作，还是和它决裂？永远团结和配合资产阶级！“应该承认，国有经济在今天还很小，对国计民生有益的民营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扶持发展。”这些精神对指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周恩来在领导国民经济复苏和克服当前困难的同时，高瞻远瞩，着眼于“自信而稳步地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个根本问题。
三是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必须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这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陌生的话题。
开展外交工作，首先要有明确的原则。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详述了中国百年来“跪在地上搞外交”的屈辱历史，并以民族自豪感表示:“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争取主动，无所畏惧，有信心。”他指出，“我们目前的外交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在奋斗的阵营里属于一个体系，目标一致。我们都在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团结，二是斗争。我们与兄弟纽带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战略上团结我们的兄弟国家，但我们必须在战术上批评他们。它在战略上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但在战术上有时可以在个别问题上结合起来。”他还提醒大家，在外交上不要冲动，要更加谨慎，仔细分析研究，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崭新风格让世界耳目一新。周恩来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和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逐渐形成。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敌视新中国，在经济上封锁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苏联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日，双方决定建交。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新中国与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都是东方集团国家。随后，又有13个国家相继宣布承认新中国。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和对华态度，周恩来采取了不同的建交方式。他明确表示，对待西方国家，政治上是“和平”，经济上是“交易”。应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对于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但因美国压力等原因不敢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交的，他争取，先开展民间交流和经济文化交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中国已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包括东欧集团、亚洲新独立国家以及北欧和中欧国家。应该说，国家开放之初能有这样的成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建国初期最有影响的外交事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苏联。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祝贺斯大林70岁生日，并就世界形势交换意见。二是与苏联缔结条约；三是向苏联借钱。但是双方的会谈并不是很顺利。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旨在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贷款、商业和民航的协定。毛泽东在途中与周恩来交谈，谈到他的活动、愿望和签订条约的大致内容，并征求他的意见。就这样，周恩来心里有了底，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很清楚，新人民共和国要想稳步发展，就必须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援助。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周恩来和苏联就条约和有关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和磋商。草案最初是苏方根据他的基本思路和大致内容起草的。周恩来看完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完全包括进去，需要修改。”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都是他经过认真研究起草的。他对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今天要检验，将来也要检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经过后人的检验。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长电报中，周恩来清楚地概述了谈判的具体内容和过程。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份文件时，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不知疲倦的身影在字里行间跳跃。在回中国的路上，周恩来非常兴奋。困难中的新中国不仅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还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他说:“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将由新条约固定下来，并将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大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自豪地回顾了新中国第一年的历程。他说:“国内外的人们都看到，这一年之后，中国经历了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更重要的变化；旧中国正在迅速消失，新人民中国肯定已经成长起来了。”这是对中央人民政府一年工作的总结，并不是世人对他本人贡献的评价。
建国前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每一个关键环节、每一件大事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参与和领导。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周恩来肩负重托，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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