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帖，引发关注。有网友隔空向她喊话空:“我妈被拘留后6年没敢回国一次，却拿着赃款在国外逍遥自在。这就是你的孝心？”据悉，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黑龙江省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她于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被拘留，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现实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戚子女的奢靡生活。在一些真实案例中也是如此。有的甚至让配偶子女移民海外，财产转移国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是疏离的，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为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如果你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逃跑。
今年6月，潜逃加拿大的“洪通人员”、铁道部运输局原调研员(正厅级)海涛回国投案自首。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退休前10年，他非法获得了外国永久居留权。其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在美国拥有豪华别墅，妻儿已移民海外，成为名副其实的“裸官”。图为2013年9月10日，张曙光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新华社记者宫磊摄
江苏省靖江市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规定，加强对申报情况的抽查核实，对存在的问题及早发现和处置。图为该市开展相关工作。唐尧摄
“裸官”是指配偶已移居国外，或者子女已移居国外而无配偶的干部。近年来，在党员干部携款出逃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早做了“裸官”，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希望逃避法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堂生活”。
对于最终目的是外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外逃的依据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肖建明，在担任国企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量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虚报冒领大量工资。肖建明出逃前，还通过各种方式安排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移民海外，在海外购置房产，以为自己“铺路”。
“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莫佩芬有预谋逃跑。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为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虚假发票等手段非法占用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和女儿共同受贿所得部分款项转移至外部账户。
裸官更容易贪钱无惧。
“‘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畏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评论了“裸官”。对于配偶和子女已在国外定居的“裸官”来说，为了支付家人在国外的高额生活费，他们也更容易受贿。一些“裸官”，在故意将配偶、子女送到国外后，通过各种手段将赃款转移到海外家人的名下，以为即使自己不小心“翻船”或者没能逃脱，也可以牺牲一个人来保护家人的生命。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敏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
广东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将资产转移给海外亲属，更为疯狂。他把怀孕的妻子搬到香港后，“无忧无虑”，开始大肆受贿，通过地下钱庄洗钱。案发前，他将9200万港元资产转移至海外，购买商品房供妻女居住。
公职人员有申报海外存款的法律义务。
海外真的是转移赃款、隐瞒收入的天堂吗？
“公职人员有申报海外存款的法律义务。不论存款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根据相关报道，我们不难发现，“隐瞒海外存款”是最近针对官员的指控之一。如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局原局长陈，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原上海机场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吴建荣因受贿、隐瞒境外存款等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隐瞒境外存款罪给国家公职人员划了一条明确的红线:境外不属于法外，即使你故意将赃款转移到境外，最后也只是给自己加了一条罪。
不仅仅是存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学习，并在境外有银行存款、购买不动产、投资等。都是需要报告的个人事项，必须向单位或者组织报告。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或者无配偶且子女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组织各级人事部门结合领导干部个人报告，对“裸官”进行彻查。近1000名在限制性岗位工作的领导干部，其配偶或子女不愿放弃迁出，最终被调至其他岗位。
2017年，中共中央修订发布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检查结果处理办法》两个规定，进一步调整了报告对象，完善了报告内容，将抽查核实和结果处理制度化，加强了对“裸官”的严格管理。
“向组织举报领导干部‘家事’‘家产’‘接受监督’，不是小题大做。”甘肃省社科院教授郑本发说，很多“问题”干部，隐瞒个人有关事项的背后，是违纪违法，甚至违法行为的开始。对苗头性倾向问题抓早抓小，可以防止小错变成大错。
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洪惠民看来，“裸官”这张网越织越紧是必然的。他还建议:“对于现有的规定，要继续加强执行力度，比如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申报的抽查核实，对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加强对公职人员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
“裸官”之所以引起公众不满，正是因为一些“双面”干部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党爱国，同时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寻找出路，希望“内外兼修”，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种“双面人”的存在，与监管的缺失和缺位不无关系。以文敏为例。他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科级干部。20年来，他先后在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购买了36套房子，却一直未被发现被查处。
对此，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邓建议，这种同党疏远的干部绝对不能用，要加大这方面的抽查力度。
“要严格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根据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细化申报事项，严格审核，加大抽查力度，同时利用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提高监督的透明度。”邓对说:
“建议加强对公职人员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比如建立公职人员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督举报机制。监控范围可以扩大到其配偶、子女等近亲属。财务部门一旦发现他们有大额汇款行为，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有专家表示。
让国内的钱“转不出去”，海外的钱“能收回”
领导干部在国外的家人或财产成为“裸官”，不仅容易被国外监控，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资产。搞‘制裁’不是白搞吗？当然，我也可以给特朗普先生寄100美元，让他冻结。”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对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除了签证、服务和商品，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冻结美国的私人财产。对此，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回应得很强硬。
在紧盯人、关起门来的同时，中国追缴赃款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通过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方式，查找、冻结、没收、返还境外赃款，努力实现境内赃款无法隐藏和转移出境，境外赃款能够被查找和追回。
2014年8月29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海外追悼第一案在江西上饶开庭审理。潜逃新加坡并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原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当时仍在国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的没收程序，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的违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缺席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宣告了我国的追悼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过去，外逃贪官没有被抓到，其非法所得难以及时追回。现在，即使他们把偷来的钱转移到国外，也很难逃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景平说。
据统计，2014年至2020年6月，中国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逃犯7831名，追缴赃款196.54亿元；其中，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3848人，追回赃款赃物99.11亿元。追缴人数和追缴金额同比大幅增长，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率。
2020年将继续被列为“追悼年”。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涉案财物予以冻结和收缴，加大对腐败洗钱犯罪的惩治力度。要努力实现国内赃款无法隐藏和转移出境，境外赃款能够被发现和追回，使腐败分子窃取的财产能够被追回并全额返还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