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什么来比喻当代中国的互联网“女权”运动，那么没有什么比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潮中的地位的评论更贴切了。在中国，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边缘的政治思潮，是虚无主义的。不仅如此，它还有被部分用户疏远的危险。但是，当它有了寄托，它就方兴未艾了。显然，中国的大多数“女权主义”及其反对者并不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但它是如此的无处不在，以至于许多“女权主义”的反对者都没有意识到它是由女权主义领袖发起的。她们之间的激烈交锋，让女权主义的幽灵越来越清晰。

这就是历史上的“盔甲效应”:我们看不到谁在看着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根源，那么这种现象就很像《诗经》和《周礼》中的片段——先王、先公的鬼魂作为意志附在祭酒的主人身上，决定一切的对错。

1.当代中国网络“女权”运动的四大特征。

在描述当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时，首先要做的是定义她们所接触到的女权主义。本文中的女权主义是在西方三次浪潮的酝酿下诞生的意识形态，而中国现代女权主义则是从第一次和第二次西方女权主义浪潮中移植过来的，其内涵并没有发生演变。因此，中国当代的“女权主义”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第三次浪潮中的女权主义，但遗憾的是，两者之间很难找到相应的共同点。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女权”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与西方相向而行的运动。

民粹主义、消费主义、高资本化和网络游击队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四大特征。

中国当代女权运动具有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他们捍卫作为抽象整体的女性，却对构成女性的具体女性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他们关注的是女性整体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家庭暴力、性侵等。但是说到个人的教育，比如一些孤寡老年妇女，农村妇女，她们就嗤之以鼻，认为那不是女人。他们反对权威，反对学术界对女权主义的解读，也懒得看女权主义的书。但她们不能容忍反对甚至“旁观者”，认为自己代表了最纯粹、最正确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无论如何都要消灭敌人。”这是他们的信条。

消费模式的商业化趋势和中国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大规模冲击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流。西方女性主义在批判完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女性后，反对自我身体的女性化和女性化。相反，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把自己变成了他人。以《东京女子图鉴》和该剧改编的两部国产网剧《北京女子图鉴》和《上海女子图鉴》为代表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独立的当代都市女性的成长起点与一双皮鞋、一个皮包联系在一起，将消费作为女性走向独立和“更好的自己”的第一步。同时，由于女性经济地位与男性不平等，以及中国传统女性的弱势形象，这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要求男性支持她们的消费。毛泽东时代“男女都一样”的解构策略土崩瓦解，中国女性从“撑起半边天”再次倒退为“弱势”群体。她们不想放弃旧社会的女性特权，还想寻找新的特权“女权”，这样只会让她们离自己追求的平等越来越远。

与西方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和中国近代女权运动不同，中国当代女权运动的领导者不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时代和微博大v中的营利性营销号，这些营利性的意见领袖，一方面将消费主义深深植入当代女权运动，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流量，获取更多利润，炮制大量虚假新闻，煽风点火。南昌红谷滩命案，樱桃彩票，中国救火，所有这些事，或大或小，或真或假，一到嘴边就成了压迫中国女性的符号。不管他们斗争的对象是普通网民还是官方媒体，只要能吸引流量，他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而被他们煽动起来的群众，就像休谟狂热的弑君党一样，会为了狂热而牺牲理性。

2.网络游击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

施密特的游击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他认为游击队的政治性格是通过“敌人”表现出来的:游击队没有一贯的敌人，他们立足于故土，凡是入侵故土的都是敌人，他们的矛头总是指向实际的敌人。迄今为止，游击队经历了四个阶段:大革命、列宁、毛泽东和萨兰。他预测未来游击活动的范围会更大。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发现网上游击队早就出现了。

施密特认为，在当代互联网上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可以找到游击队的四个特征。

首先，不拘小节。施密特认为，游击队的非正式性破坏了18世纪以来的战争法。不规则意味着不再佩戴标志。军装只是游击队的射击目标，他自己也不会在敌人面前穿军装。活跃在网络上的“女权主义者”也是如此。互联网信息的隐蔽性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随时抽身。作为一场思想运动，他们不再需要像过去的社会运动那样，站出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横幅上，承担相应的名誉和负担。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敲下键盘，“射中目标”。

其次是灵活性，游击队比正规军行动更快，更出人意料。当然，这种灵活性离不开不守规矩，尤其是摆脱军装。正如毛泽东所说，游击队必须在人民中间活动，藏身其间，就像鱼和水一样。这也是以“女权”为代表的网络游击队的特点。她们隐藏在民间，只要有空闲时间和上网，随时可以投身于“女权”

然后是地方(tellurisch)，也就是陆地(terran)，也就是战斗意义上的空之间。“女权”活动家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互联网。准确的说，微博这个活跃于中产阶级女性用户的娱乐平台，一旦出了微博，就很难再找到“女权”运动的痕迹，更多的是“女权”。“女权”积极分子和游击队一样，活跃在具体的战斗空中，制造声势，抵抗“入侵者”。他们会远离现实生活和其他平台。与过去西方和中国的女权运动相比，中国当代女权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内向的集体愤怒，而不是外向的积极的社会运动。

最后，是强烈的政治性格。partisan的词源来自partita。施密特信奉“政治的概念”，认为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从派系划分开始的，游击队毫无保留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女权主义者”本身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女权主义者”活动家可以把它上升到男女对立的高度，他们就像游击队一样。样样精通，有些事情可能只是彩票用户是男性或者消防队女性人数少。他们都能制造一个又一个争端，他们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件事进一步分化敌人和我们自己——无论是增加敌人还是朋友的数量。

划分敌我是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但对于“女权”运动者来说，这反而成了他们的目的。日复一日，他们在平台上制造新的敌人，煽动男女对立，行动离初衷越来越远。西方的当代女权运动在努力消除二元对立，而中国互联网上的当代女权运动则致力于制造对立，这也导致他们离初衷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想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3.当代中国网络"女权"运动的起源和群体。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曾在《狂热分子》(Fanatics)一书中将群众运动的潜在皈依者分为八类，其中变态的零人是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成员。

在霍夫的书中，变态的人分为暂时变态的人和永久变态的人。就目前而言，变态零人终日焦虑不满，生怕自己人生的黄金岁月还没来得及延续就已经过去了。其中，刚毕业工作的女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女性作为暂时失能者的代表，成为网络上“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他们渴望高质量的生活，但当他们第一次步入社会时，他们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现实的强烈反差让她们把人生的所有挫折都归咎于男权社会，以至于把所有男人都当成潜在的强奸犯和杀人犯。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并不关心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面对女性之间的不平等，比如女工的处境，她们想当然——在女性内部，她们信奉达尔文式的社会残酷竞争，但在男女之间，她们成为平等的权利斗士。

他们的“元首”都是永久不正常的人，主要成员都是中年家庭主妇。他们错过了人生发展的黄金岁月，一辈子都无法再实现当初的人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只有摆脱了自我，才能得到救赎，一般才能把自己埋没在集体运动中，放弃个人意志，把全部力量奉献给自己的“伟大事业”。从此，他们再也不用无止境地四处追逐了。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兰(果子狸)。六年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不幸的婚姻和不幸的生活促使她上网。只有在网络和集体运动中，她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成为女权领袖。

什么样的团体就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运动。当代“女权”运动的结构类似于上个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被煽动的群众身边都是一两个“元首”(也就是微博的大V)。微博平台在这里成了沃特金斯描绘的波西米亚世界。这些指挥“女权”运动的“元首”，也因为流动的资本和私人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和分赃。他们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驱逐对方的女性国籍，把对方放在“和稀泥”或“女权汉奸”的前面，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女权”，利用自己的粉丝和“吊人”来实现对他们的“肃反”。

正如沃特金斯所描述的:“这些党羽热情地歌颂他们敬爱的主人。在竞争激烈的波希米亚世界里，人们的威望波动很大，所以，依附一个有威望的领导是生存条件。对立人物被党员包围，不断互相攻击。这是波希米亚人物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兴趣，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他们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愿意接受‘卡里斯马式领导’。”

4.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女权运动的未来

当代网络女权运动的特点和起源决定了它的命运；

民粹主义意味着他们偏离了精英话语，无法从外部加以引导和纠正；资本化、消费化意味着只能成为资本的玩物，被资本引导主导的运动只有一个结局——被资本背叛；游击队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个萎缩的运动，把所有同情者逼到对立面，把他们归为敌人，从而宣告他们注定的命运。最后，变态零人组成的群体，意味着他们内部的互相斗争会越来越激烈，他们会继续分裂和分化。当这群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这个运动就自行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