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

摘要:孔子及其学生提出并阐述的三纲领、八项、礼义、忠恕、中庸、修身、五德、三德、至诚，构成了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养性理论。先秦儒家修身养性理论内容丰富，遵循正确的道路，经历必要的环节，讲究规则和方法，追求崇高的目标。这一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其修身养性的思想、路径、途径和方法也具有当代价值。

关键词:先秦儒家；修身养性；金德

在先秦儒家创立的理论中，修身、养性、道学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和极其重要的范畴，代表了一个君子对完美人格和崇高境界的追求。其中，“道”原指道路，后引申为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道”应用到道德范畴，就是指人们按照反映命运的人性去思考和行动，从而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其中“德”的意思和“德”的意思差不多。“贤则得也，得自心而不失”[1]94。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从“道”中获益，即“德”。人天生的真诚被称为美德。或者说德性的外化就是德性，即在行为上遵从自然和本心，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其中，“修身”是指按照“道”和“德”的要求，接受教化、修身养性，通过自我磨炼、自我约束、自我反省，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以实现崇高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自觉过程。在先秦儒家看来，君子秉承“敬德”之心，通过漫长的修身过程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保持自己的本真之心，弘扬自己的德性，也就是修身、德性。

欧阳中石书法欧阳钟石书法

首先，先秦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先秦儒家修身养性理论的确立，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一方面，贵族阶级逐渐衰落，与之相联系的世袭制度解体；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地位上升，出现了大区制、郡县制等管理方式。这种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和道德信仰的危机。这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潮。先秦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著书立说，讲学论道，提出了各自鲜明的学术思想和治国方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修身养性、道德先行论，则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对当时统治阶级治理方案的理论设计。

先秦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治国理论中独树一帜。春秋时期群雄并起，互相称霸，战乱频仍，百姓苦不堪言。“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都有兴趣建立自己的理论来建立一个世界，于是就有了‘百家争鸣’的格局”[2]26。百家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范畴体系。它偏重于生活和政治，注重修身和治民，主张以修身为本，以德治国，通过修身达到“王道”和“仁政”的治国目的，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政治理论。

先秦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是对前人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史记·夏本纪》中有一句话[3]75“唯台先贤”，其中就包含了尊德的意思。《尚书·盘庚》中多次使用“德”字，包括“积德”[4]57，以及《汉书》[5]3319中的佚文《德张觉善以德》。到了周代，道德理论的范畴更为复杂，如尊德护民、“以德慎行”[4]126、“尊卑贵人”[4]147。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礼乐文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深入研究夏商周特别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深刻反思了礼乐崩溃及其带来的人生困境的社会现实。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创立了一整套以修身养性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政治理论。

总之，先秦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也是对夏商周特别是周朝以前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先秦儒家修身理论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对修身养性有大量论述，被后人称为“圣人”的孔子之孙孔伋所著《中庸》和《大学》，都突出了修身的意义，强调“君子不可修身”[7]2013年，“知其所以要修身，知其所以要治其人”[7]2015年，倡导“以德修身”[在此基础上他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修身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方法，构成了先秦儒家修身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三项计划”和“八项要求”——自我修养的目的和环节

《大学》是儒家关于如何清正廉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专著。全篇围绕修身的目的和环节，即“三个纲领”和“八项”。《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明而德，亲民，止于至善。”[7]2236这里的“三纲领”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敬事、知行、诚、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项”。“八项”是实现“三个纲领”的具体步骤。

“三纲领”从君子修身的角度，明确了修身的目的。第一，“明明德”就是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善性——“明德”展现出来，从而自觉地回归善性。二是“亲民”，即在“明明德”之后，还推己及人，让大家都来清理污染，洗心革面。第三，“止于至善”，即要求人在修养上达到至善，并长期保持。“止于至善”的“善”，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具体来说，君仁、臣敬、孝、父慈、国信，都是对至善的追求。“八项”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其中，谦是修身的起点，知知是诚的前提和基础，诚是修身的前提，修身是基础，合家的前提，治国的基础，治国之后天下太平[7]2237。

大学的“三纲”、“八项”与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孟荀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孔子提出孝为政，正人先正己，布施大众；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8]167；荀子提出“修身”“养心”，“修身养性，宜名余姚”[9]15。这些思路与“三个纲领”和“八项要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三纲”“八项”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更有条理、更有系统，“使儒家“养气治和”“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哲学在表述上有完整的逻辑，在理论上有纲领性的概括”[10]563。

(2)礼貌之道——君子行为的表率作用

“三纲八目”是以君子修养为基础的，是君子内圣外王之道。君子之德在以家治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修身养性成就圣贤，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众人所效法。“所谓平天下，就是治国:老而民孝，老而民孝，老而民幼，孤而民不倍老。是因为君子有道而诚”[7]2251。君子之道有其特定的含义:凡是你做得不好，让自己反感的事，不管是谁做的，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也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不要把一方恶心的事跟另一方一起对待。这种规范人的行为，就是君子的为人之道。

很明显，行为方式就是上级以身作则的品质，孝顺善良，行为向上向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不是惩罚等“外在的行为准则”，而是建立内在的道德准则[10]565。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即从内圣到外王。礼之道主要指以德治国，以民治。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它需要解决的是修身与平天下的联系，对应的是现代伦理政治的范畴。是对“三纲八项”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是对《论语》中“忠恕”的发展，是对“外王”的探索。

先秦时期，儒家试图通过提出礼的方式，“在统治者面前树立宗法伦理墙，以孝、善来规范其行为”。它与“三纲领”、“八项”一样，“具有为政治、现实法律、最高统治者确立最高道德法律的意义”[10]567，是法律的价值和标准的功能和作用的体现，也是人们对法律的理想追求和思维趋向。

(三)忠恕之道——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

宽仁之道是以修身为重点的道德实践方法，是实践仁爱、达到“内圣”境界的途径。《中庸》记载:“故君子以人治人，而变之而已。离忠道不远了。做给自己看而不是给别人看。”[7]1999君子是用来治理人的。对于有过错的人，只要他改，就不要执着于他们。忠诚和宽容的态度离道不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诚实的方法就是诚实的方法。“忠恕离违道不远”接近中庸。还要求君子以身作则，具有孝顺、善良、上下行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质。“忠恕”一词在《论语》中有记载，意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6]166，“忠恕”一词体现在“尽力为他人挺身而出，想成就他人就成就他人”(《论语·永业》)[6]65。

(四)中庸——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中庸”这个范畴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在《中庸》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庸”的范畴。“天下各国皆可平等，军衔爵位可辞，刀刃可打，中庸之道不可无”[7]1993。中庸既是人道的，也是天道的，是人情与正义的结合与渗透。其中，人性效法天道:“诚者，天道也；诚人，人之道也。”[7]2022

《中庸》提出的伦理哲学范畴主要是“中庸”和“诚”，“并以中庸和诚为纲，统率其他宗法伦理，从哲学角度探讨儒家伦理法的基本精神”[10]569。与中庸相关的其他重要命题还有“中和”[7]1988，“时间在中间”[7]1990，“执其两端，为民所用”[7]1992“忠恕”等等。“中和”就是把握适当的情境，达到适当的状态。《中和，天职，万物之育》[7]1988。当人把握了中和，顺应了中和，就能“颂天地之教”[7]2023-2024，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的日常行为也应该是中立的，合法的。无论从形而上的崇高角度，还是从物理的日常行为来看，“中和”都是中庸之道的精髓，体现了先秦儒家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取向。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恪守中道。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都不会偏离基本原则，始终保持中间道路。小人违背中道，表现为小人不择手段的行为。“牵其两端，用其为民”就是在事物发展的不同方面选择一个适度的平衡点来引导人们。它包含着在矛盾中保持统一体相对平衡和稳定的观点，也具有“综合平衡”的思想意蕴。

在1996年，中庸“成本但隐藏”[7]是一个隐藏的美德，反映在日常的宗法制度和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庸没有明确的行为对象和具体的行为标准，只能通过一定的道德实践或社会政治实践来体现。中庸在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5)“五德”、“三德”、“修身养性”——修身养性的目标和方法。

《中庸》一文指出:“天下有五道，故有三道。岳也，父子也，夫妻也，坤弟也，朋友也，五者皆天下之最。知、仁、勇为天下之德，故唯实干家。”[7]2013年，这里的“五道”与孟子的“五道”学说一脉相承，而“三道”则与孟子的仁义礼智不同。怎样才能做到“三德”？践行“三德”不仅是落实“五德”的关键，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安民的关键。

《中庸》根据“三德”的观念，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修养方法，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忠信”[7]2022，强调只要你刻苦学习，不断提问，仔细思考，反复辨别，认真实践，你就会百折不挠。这种修养方法是实现“三德”的必要环节。《论语·张子》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博学笃定，问而思之，仁在其中。”【6】200广泛学习，坚持自己的兴趣，认真提问，多思考当前问题。仁在中。可见，把修养方法和仁联系起来，是先秦儒家的一贯主张。

(6)诚之道——完善自己，成就事物的品质。

“诚”是《中庸》的代表性范畴之一。“诚者，天道也；诚信是人之道”[7]2021。真诚是天之德，使自己真诚是人之德。让自己变得真诚的人，是选择了好的道路并坚持不懈的人。“诚”是客观事物，是“天道”；“老实人”是只有通过人的修养才能获得的东西，是“为人之道”。人之道是模仿天道的结果。坚持真心，是顺应天道的结果。所以，培养诚信很重要。

诚实和美德有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诚与德，“诚者不甘人后，而得而不思，从容取中道，圣人也”[7]2021。换句话说，一个生来真诚的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顺应善行，不费任何思想地获得善行，在闲适与逍遥之间顺应善行。这是一个圣人。另一种是通过后天培养的节操，即“至诚者，善固执者也”[7]2021，“自诚”讲的是性的本质；“不证自明的真诚”讲的是开悟的结果。前者涉及“性”，后者涉及“教”。这两者是相关的。真诚懂事，叫自然；懂事真诚，叫开悟。真诚就会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就会变得真诚。“性”和“教”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证自明的诚”的过程，就是修道的过程，是修道“教”的必然结果。人顺应自然自然，遵从天道，就叫“道”。

《中庸》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诚信和美德对人的极端重要性。诚为己任，道为己从。真诚是君子最重要的。真诚的美德不仅用于自我完善，也用于成就事情。自我完善是仁的体现，成事是智的体现。真诚的美德，这是在性质上，是一种内外结合的美德，可以随时使用，没有任何缺点。“唯有天下之诚，方能理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基，知天地之教”[7]2044。

孟云飞书法莫等闲孟云飞的书法并没有闲着。

第三，先秦儒家修身理论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为中国历史上有志于“养气治和”的人实施“德治”和“礼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学说主张人们通过自我修养来增加自己的德性，使自己成为像尧、舜、禹、文王、、周公那样的圣贤，这样不仅可以为人民树立榜样，而且可以制定出体现德性的礼乐制度，以礼乐教化人民，辅之以刑事管理，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统治。显然，这种“德治”、“礼治”说到底就是人治、王治圣，带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属于君主专制的范畴。尽管先秦儒家道德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依附于宗法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但它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于重刑、好战、“以罚代刑”的暴政，贤君实行“德治”、“仁政”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养性论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对中华先民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它对于人格培养和德性重建具有特殊的优势”[11]。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代中国人进行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许多价值观可以被调动起来，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12]特别是对于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对于所有有志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人来说，先秦儒家的修身思想也为修身、治国提供了智慧和有益的借鉴。“大学之道，明德之道，亲民之道，至善之道”，激励着人们通过教育和自学展现自己的善性，自觉实现道德更新，追求至善境界。“敬事、知、诚、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发人们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通过联系实际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要自觉摆脱各种不良情绪，达到至诚至真的境界；要加强个人修养，以身作则，树立遵守社会规则的榜样，让家庭成员效仿，通过管理好家庭成员，为管理好国家和社会奠定基础。《为人之道》提醒人们在遵守伦理道德标准和外在行为规范方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忠恕之道”激励着人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启示人们不要背离基本原则，凡事走极端，而要保持心理平衡，行为适度；要妥善处理问题，在复杂事物的不同方面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注意不同事物和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序。“三德”“五德”激励人们正确处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约束规则；要正确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正确处理朋友关系，形成健康有益的朋友圈；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不断积累知识；注意发现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善于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加强比较，明辨是非，明确行动的方向、路径和方法；我们要把认定的想法付诸实践，努力工作，勇于承担责任，意志坚定。

总之，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理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修身、待人、治国的智慧，有助于我们知耻、知是非、知荣辱、明辨善恶、慎独、尊德、善良，追求理想人格，培养高尚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信真诚、自强不息，培养健全的道德品质。同时，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道德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毛泽东曾指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他有这种精神，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3]660提倡和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实践、修养成为高尚、纯洁、有道德的人，脱离庸俗的趣味，有益于人民，是今天学习先秦儒家道德并创造性地继承它的意义。

参考资料:

[1]朱著。四书章句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冯大文，郭启勇。新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韩]司马迁。史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4]陈树国。尚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院，2004年。

[5][汉]班固。《汉书》: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6]杨伯钧。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韩]郑玄，[唐]孔，陆友仁。正义的仪式: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杨伯钧。孟子译[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9]梁启雄。荀子略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余荣根。儒学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11]彭林，顾涛。大学人格培养的路径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