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中共中央入驻香山，金秋时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从香山开始，特别是从新政协筹备会开始，从中共领导人到普通工作人员便开始日夜操劳。为了开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开国大典，他们一直忙碌着……
■ 第一个大忙人：毛泽东 ■
1949年，毛泽东56岁，正值盛年。
这一年的毛泽东，用“特忙”两个字来形容非常贴切。从《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出，从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200多天的日程里，毛泽东起草电报210件，主持会议、作报告9场，出席会议21场，听汇报、接见、会见10次，谈判、谈话3次，写新闻稿、评论、批注38篇，题词4次，致电、发公函、复信、发指示67次，接站2次。
1949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写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随之驳斥蒋介石的假和平。在西柏坡接见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苏联的米高扬，在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率领中共中央赴北平“赶考”，入驻香山。
毛泽东把足迹和记忆留给了风景秀丽的香山，留给了恬静的双清别墅，留给了风光旖旎的中南海，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那挥手的瞬间。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了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图谋，勇追穷寇，致命一击；国民党反动派丢盔弃甲，仓皇南逃。顷刻间，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毛泽东激情中写下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在双清别墅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思想。
革命胜利后，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两夜未眠，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全党及各界人士紧张有序地开展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讲话、作报告，真是日理万机。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胜利面前，毛泽东注意保持共产党人虚怀若谷的态度，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和全党同志：革命取得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脚下的道路还很长。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毛泽东忙出了一个新天地！
■ 第二个大忙人：周恩来 ■
周恩来温文尔雅又壮怀激烈，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
周恩来是一个精细雅致、举轻若重的人。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周恩来亲自安排行车路线和车辆的顺序。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从涿州乘专列到北平，一切安全保障和细节，周恩来总是想在前面。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周密部署，把旅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附近来，最后齐聚北平。
周恩来忙于新政协筹备，忙在来青轩，更忙在中南海。为了筹备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往返于香山和中南海间。他亲自参与政协代表“大名单”的确定，亲自检查会场、代表住的宾馆及吃饭的餐厅。他数次召开或参与座谈，听取各方意见，或讲话或作报告。他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起草《共同纲领》稿。开国大典当天凌晨，周恩来再次对天安门进行仔仔细细的检查。随之，在上午11时，周恩来又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时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谢尔盖·齐赫文斯基，在火车站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几个军人围着他。我以为周恩来生病了，想走过去。这时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说，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四天四夜没合眼，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他正站着睡觉。当火车一出现，接近站台时，周恩来被唤醒，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去迎接苏联代表团……”
新政协筹备处第三科科长尹进说：周恩来可以说是那时最为忙碌的人，不仅白天工作，且经常夜间加班。他有位随行卫士，时常在我们上午上班时间到我的工作位置，微笑着用手一指，我立刻明白，又是周恩来在隔壁小睡20分钟，让大家保持工作安静。足见当时周恩来每天夜以继日的忙碌情景了。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而言，需要综合考量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但这一切又都是头一回，而且不能有一点差错。开国大典，是对新中国的第一次综合性考验，是向全世界的宣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日理万机，殚精竭虑。
周恩来忙出了美好的共和国。
■ 第三个大忙人：李维汉 ■
1948年9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自此，李维汉为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李维汉被推选为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这看似简单，却是非常复杂、非常麻烦、非常棘手的一件事。
新政协筹备工作开展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来自30个团体和部分个人的关于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团体众多，人员复杂，只有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才能实现团结的广泛性，从而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李维汉较好地处理了30个政治团体提出的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要求。在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的过程中，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确定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前后经过3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及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的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毛泽东看到那一大厚本名单后说道：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1949年8月19日晚上，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的李维汉跌成重伤，不得不住院治疗，以致后来的会议和开国大典都未能参加。
■ 第四个大忙人：林伯渠 ■
1948年12月26日下午，林伯渠告别延安来到西柏坡，开始参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2月16日，林伯渠从西柏坡启程到达沈阳。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在交谈中，林伯渠针对民主人士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他们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2月25日，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到达北平。2月26日，林伯渠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并讲了话。由于要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于27日离开北平，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发言。
3月25日，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进入北平城。随后，林伯渠先是忙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和谈”结束后，林伯渠又转入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8月19日，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李维汉跌伤住院。林伯渠代理秘书长后，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为了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科技文化界人士，林伯渠在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群众团体的成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在筹备会上作报告。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中法大学礼堂召开的成立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林伯渠还是新政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他被推选为研究会主任。
在召开新政协前，林伯渠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术团体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些团体大部分是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它们的成立直接促进了新政协的召开。同时，这些团体的成立，将学术界各个方面的人士组织起来，也有利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林伯渠当时已是63岁高龄，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并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获得大会一致通过。9月30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主持了开国大典。这一天，林伯渠一直忙到晚上8时30分，才走下天安门城楼。
■ 第五个大忙人：聂荣臻 ■
聂荣臻作为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异常繁忙。
在军，他是代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诸多军事、战事不能不管；在政，他是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北平市市长、军管会主任，千头万绪的工作诸如治安、建设、生产等等不能不抓。
开国大典在即，聂荣臻主要精力又要集中在大典上，集中在阅兵上。
一人身兼6个职务，此时，又多了一个阅兵总指挥的职务。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新中国成立前后自己“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后，聂荣臻首先抓了稳定华北的两件大事：一是迅速改编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0万起义部队；二是剿灭土匪，根除匪患，维护北平的社会治安。
在聂荣臻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这两件大事进展顺利并大获全胜。仅仅半年时间，北平人民就第一次享受到了和平与太平的幸福。聂荣臻还没有喘口气，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
已分身乏术的聂荣臻，此时只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国大典上，集中在开国阅兵上。
开国大典那天，朱德宣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聂荣臻没有同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一样站立在朱德身旁，当然也就不在那张历史性的照片里。
尽管新中国成立时，有近800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几乎都饰演观礼者或检阅者一个角色，唯独聂荣臻例外。因为聂荣臻不仅是检阅者，还是阅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广场群众的召集、大典活动的安全，还有那4架带弹受阅的飞机，事事牵挂着他的心。
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近800人当中，聂荣臻是上天安门次数最多的一个人。自从接任北平市市长、担任阅兵总指挥以来，前后至少10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作为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筹备开国大阅兵的日日夜夜里，事无巨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还亲临现场指挥天安门前的阅兵预演。
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聂荣臻向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李健连发四问：“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检阅时，骑兵方队越走越快怎么办？马失前蹄怎么办？”
聂荣臻提出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多次深入到受阅部队官兵中，主持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9月25日午夜，受阅部队第一次在天安门进行合练，聂荣臻再次提出具体要求。
9月27日深夜，受阅部队又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一次全程预演，整个过程顺利、安全。直到此时，聂荣臻的心里才踏实一些。
10月1日10时，地面受阅部队各就各位，准备就绪。12时，聂荣臻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东长安街检查受阅部队。14时，聂荣臻独自一人登上天安门城楼。10分钟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两人一同检查了城楼上的准备情况。
14时30分，聂荣臻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河西侧的阅兵指挥台，行使自己的职责。大典开幕完美，阅兵方队震撼。
阅兵结束后，聂荣臻既没有出席北京饭店的餐会，也没有去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他实在是太劳累、太疲惫了，回到庆王府的寓所，连衣服都没脱就上床睡了。■
文／闫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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