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三略》的思想特色
作为东汉末年产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黄石公三纲》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大致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演变的基本轨迹。
这个思想特色，简单概括就是他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它融合了儒家、法家、墨家和阴阳家的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
“中华谋略经典”《三略·六韬》，岳麓书社出版《中国战略经典》和《三策六塔》，岳麓书社出版。
(一)
从先秦到汉代学术兼容的综合趋势
为了理解《黄石公提纲》的鲜明特色，有必要追根溯源，从理解先秦到汉代学术思想的演变趋势入手。原因很简单。《黄石公三个提纲》思想特色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长期作用于军事科学领域的整个社会思潮演变的自然结果，换言之，是社会思潮整合趋势在军事科学著作编纂中的必然反映。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的对抗与冲突中，学术思想逐渐呈现出兼容与互补的趋势。第一，这表现在各种思潮对不同流派的批判和批判；首先，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哲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来丰富和完善他们自己的体系。前者反映了哲学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了其“异质”的一面。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需要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而后者则反映了诸子百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联系，体现了其“同质”的一面。正是这种“认同”的现实基础，为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前者是主导，后者是从属。因此，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是在对抗的基本前提下的整合。对抗决定了每个流派独特的基本特征；兼容，各个学校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种学术思想演变的总趋势，决定了包括兵家在内的各个学派的学说，也有一个从“异”到“同”的历史过程。
总的来说，战国中期以前，各家学术思想的交锋尤为突出。当时的哲学家对通过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的东西来丰富自己有一个相当模糊的认识，但他们往往以一种果断的态度对待其他学派，以拒绝他的理论和攻击异端为己任。孔子曾说得很清楚:“攻异端，必害己。”按照杨伯钧先生的理解，这种“异端”应该算是一种“不正确的评论”(见《论语》)，也可以引申为不同的学说。孔子所谓的“进攻者”，其实就是排斥和反对不同观点的存在。孟子对异端的拒斥尤为人所共知:“杨默之道不尽，孔子之道不尽。简直是异端邪说，污蔑百姓，填仁义...我也要端正人心，安息异端，远离他人，放飞我的淫言。”(孟子·滕文公下)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也致力于“攻击异端”。比如墨家曾经假借颜英的名义试图贬损儒家:“学问不能使人议论天下，老四不能为民补课，长命百岁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尽礼，积财不能得乐...他之道不可为世，他之学不可领众。”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当时的兵家对吸收其他学派思想内涵的理解也受到严重限制。这一点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也曾提出过“道者，使民同于上”、“同欲者上而下者胜”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从军事学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不存在军事学中的政治伦理现象。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思想之间交流的加强，先秦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和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荀子、庄子、鲁的《春秋》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一方面，他们继续尖锐地攻击除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悲夫，百家争鸣，水火不容”(《庄子·天下》)。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的承认和肯定了不同流派有一些合理的内涵。比如，荀子杰布在批判各家之弊的同时，也指出“这些人都是道的一隅”；又如《庄子天下》，也认为“诸子百家之术，各有所长，时有所用”。
与这种认识相适应，自战国中后期以来，学术思想也出现了重新整合、融合的新气象。在儒家思想中，出现了吸收法家学说，综合儒家思想成果的荀子。在法家思想中，出现了引进君之南术的道家精华，并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名原则、墨家的尚同思想，综合了早期法家方法、技术、势的长处。在道教中，黄老学派以老子思想的主体性为基础，兼容百家之长。《兵家》中出现了六塔，体系完整，军事研究中的政治伦理倾向突出，具有综合传播的突出特点。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形成，也标志着诸子百家相互兼容、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的加强。
进入汉代以后，这种思想理论兼容并包的趋势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先抛开汉初黄老学的情况，即“废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东汉正统思想，是思想融合、学术兼容的产物。考察董仲舒的理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以儒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在儒学的中心思想指导下，汲取而成的，即道家的长处是“知其重要，自律，谦和，自持”，阴阳家的长处是“敬天，观日月星辰，尊民”，法家的长处是“赏罚，辅之”。这样，董仲舒的理学无论是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还是在具体政治思想的设计上，都呈现出宏大、博大、包容的重要特征。可见，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是基于诸子百家之长的“独尊”，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把百家之长拿走的前提下的“罢官”。学术整合在新儒家形成中的表现不容忽视。
东汉末年，由于儒学正统地位的动摇和百家争鸣的复兴，思想融合、学术兼容的文化现象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如张衡、崔艾、王符、仲长统等，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代表。他们都主张“灵活性”，强调法治。“今不能以纯法八代，以参霸为宜，故以重刑赏之为宜，以示符咒为验”(《后汉书·崔贤列传》)，主张“以刑杀人，以刑惩残”(隐夫衰制论)；又崇尚“礼乐”，讴歌“道德化”，“以圣帝为基，皆道德化，以威逼为刑”，以“以道德与精神的和谐赢得人心，以正直与正派，以道德与善良的礼遇”来统治世界，是一种优越的境界(《潜夫论道德化》)。同时又迷恋道家的儒雅，说“自然变化之数，是非相抵触。道德救不了天下之乱，赏罚分明浊时不足以惩(《后汉书·文学苑列传》)。这些都是当时思想融合和学术兼容进入新阶段的具体标志。
战国至汉代的学术兼容趋势对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影响是，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和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了军事学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使当时的军事书籍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而往往是融合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换句话说,《孙子兵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壁垒，趋向于综合性、泛政治性和伦理性。这一点，在战国时期的军事研究(如《尉僚子》、《武子》、《刘涛》)和战国两汉时期的军事理论(如《管子》、《鲁春秋》、《淮南子军略》)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且越到后来，军事学和泛政治伦理学融合的倾向越明显。
作为东汉末年的一部军事学著作，《黄石公三略》的学术旨趣自然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总体走向。无论是追根溯源——继承战国末年、西汉初年的黄老兵思想，还是反映东汉末年学术兼容、思想融合的文化现象，都不能不以学术融合、政治伦理的主导面貌出现，不能不为自己打上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
(二)
“三略”博采众长的思想特征。
《黄石公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要了解其思想特点，自然要从黄老研究的基本情况入手。
所谓黄老之学，是兴盛于战国中后期，盛行于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道家的范畴，即以老子思想的主体性为基础，继承先秦道家的“道”论，摒弃先秦道家的消极倾向，将消极的“无为”论转化为积极的“无为”论，并借鉴百家之长，丰富和发展老子创立的道家体系，从而形成“儒墨结合， 而《法之名》与《论道道德》其主要特点是“以虚无为根本，以符合为用”，孜孜追求“与时俱进，以变应万变”的境界； 而其目的有着明显的功利性，那就是“立一个做事的习俗，凡事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做，以约易事，事半功倍”(《论六点》)。
这一特点决定了黄老兵的学术体系必须善于汲取各家之长，充实和丰富其理论内涵。这一点在战国末期的黄老兵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
这说明，在战争观上，他们都是反对战争的，都有强烈的“非战”倾向。“对丈夫生气的，是对道德的叛逆；兵者，兵器也；争，人之乱也。以德谋私，善用凶器，制人失序，反其道而行之”(文子夏德)；同时认为战争由来已久，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教人以德，导人以德而不听，也就是说要威武；不服从，使之为军事革命”(《文子尚义》)，“战则凶，不战则不成功”(《十经十姓之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命题。在战争指导方面，他们主张修养政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拥护和支持:“兵者胜之，顺之以道，和之以和”(《管子·兵正》)，“你为别人着想，大家就帮你；那些照顾好自己的人会离开。有了大众的帮助，虽然弱小，也会强大；人到哪里，他就死到哪里”(《文子尚义》)。富国强兵崇尚发展生产，增强实力，为打赢战争创造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人之本在地，地之宜，时之宜生于时，时之用于民，民之力用于节...富裕有度，则民富，民耻。有耻则令成俗，刑不犯。若令成俗，刑不犯，胜之道固矣。”在作战指导原则上，他们在继承和发扬《老子》弱胜强思想的同时，倡导尊重妇女贞操、继往开来的战略战术方针，又主张重视“庙堂算计”，以克敌制胜:“庙堂斗士为帝，神化者为王。武士学天，神化者学天，明四时”(《管子·自然》)。由此可见，战国黄老兵学明显开始吸收其他学派军事思想的长处，体现了多元综合的文化特征，从而使道家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后世包括三纲在内的黄老兵学取长补短，更好地实现理论体系的多元综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石公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因此，它在吸收众多学派之长，进行多重整合方面，无疑比战国后期黄老兵综合整合其他学说的能力更突出、更有技巧、结构更完整、效果更显著。古为今用，不固步自封，源于并高于前人对黄老兵的研究。
《黄石公三略》兼容诸子百家，首先表现为对道家思想的充分吸收。《三略》针对黄老，自然把学习和融会道家思想放在首位，作为构建整个军事科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所以整本书虽然没有太多直接引用道家语言的内容，但道家精神却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所有文字之中，像充沛的气流笼罩着所有的话语。简单来说，三略对道教的吸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放在最高层次，统摄一切；第二，精辟地阐述了弱家强家的道理，使之成为治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许多重要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任《老子新译本序》的统计，陶在《老子》五千字中出现了74次。它既是先天的客观现实，也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动力和一般规律。它和德性一起构成了道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老子》这本书通常被称为《道德经》。《黄石公三略》采老子之“道”论，列为“德、仁、礼”之首。它与老子的“德”论一起，与儒家的仁义礼义融为一体，是全书论述治国安邦方略实施的基本条件。这充分表明《三略》作者对道教的重视。
“以弱胜强”和“重柔护女”是道家的根本战略原则，也是对待和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方法。学习《三略》中的道家，自然会把它作为学以致用的重中之重，视之为标准，视之为神明。所以《商略》开篇就明确提出“柔则能制刚，弱则能制强”温柔，贤惠；伙，贼也。在弱者的帮助下，强者会受到强者怨恨的攻击。从而通过对“刚柔”范畴的分析和阐述，肯定了“以柔制刚”、“以弱制强”的根本原则，为全书确立了“尊柔”、“守女”的战略出发点。同时，这也与东汉统治者推行的“以柔治天下”的政治基调步调一致。
《三略》对道教的吸收还体现在其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上。显然，其战争观与正统道教相同，持保留态度。它还认为战争是一种“武器”，它是作为最后手段使用的:“一个当兵的人，一个不祥的装置，在天堂是邪恶的，是天堂不得不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夫人在道，鱼在水中，就生有水，失水就死。所以君子往往怕迷失方向。”这种观点(下略)显然是对道家战争观的照搬，其文字内容直接取自《老子》第三十一章。
道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长短不如高低”)又相互转化(“祸福相依，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道家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也被黄石公的《三纲》所借鉴。根据事物对立统一的本质属性，提出了“士与民”、“民与民”、“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弱与强”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指出它们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之中。比如《三略》在论述“士与民”的关系时，认为圣贤是国家的脊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治理国家和保卫军队的实践中，君主只能达到“行其所为，受其所为”的效果(商略)。再如，三略在论述“与众”的关系时，指出“夫若掌大权，必也；克敌制胜”(第一策)，强调在对敌斗争中，将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然而，《黄石公三略》对道教的吸收不是简单的，而是丰富和发展的。对“刚柔”范畴的阐释，凸显了道家朴素辩证法在《三略》中的丰富。
在《老子》中，柔弱安静的一面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刚强浮躁的一面则完全属于被否定的对象，即所谓“强者死，弱者活”(《老子》第七十六章)，体现在作战指导上，就是无原则、无保留地主张先发制人，撤退，“让位于第二，为第一。这样“刚柔”关系被固化和否定，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形而上的困境。
而《黄石公三个提纲》中关于“刚柔”范畴的论述，则要辩证深刻得多。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软弱”在这一范畴中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坚定”的辅助作用。认为刚柔并济是治国安邦方略实施中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柔已立，刚施，弱已用，强已强”(第一册)。因此，《黄石公三大纲》强调要“四者尽美”，认为只有“以软制强”、“以弱制强”，国家才能光明昌盛；否则“柔则弱，国则伐；纯强则国亡”(《第一书》)。这显然符合世界万物发展的辩证真理。由于《三略》能够深刻理解对立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矛盾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老子认知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这也正是《三略》军事造诣在某些方面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原因。
《黄石公三略》兼容诸子百家，广泛吸收儒家思想。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东汉末年，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其正统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在思想界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因此，当时的《黄石公三略》吸收儒家的基本理论来构建其多元一体的军事科学体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规范各种秩序，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修养，重视“以人为本”，强调赢得民心，要求克制剥削，提倡“德政”，追求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社会。这些观点具有超越时代空的合理内核，对整个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成就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表现在历代兵书普遍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重视人民支持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强调以儒家精神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自东汉刘秀起，出现了兵儒合流的趋势，即以儒家的原则来规范用兵的目的，以军事战术来克敌制胜，从而实现儒家所描绘的政治蓝图。《黄石公三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吸收儒学的。
《黄石公三略》对儒学的吸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提倡“仁义”和“礼乐”。它主张“仁义”以利全民，从而稳定统治秩序，实现天下统一。“造福于民，圣贤归之；如果昆虫被触摸，圣人会回到它们身边。圣人之所归，国之强盛；圣人若归，则有六约”(《二大纲》)；主张积极争取民心的依附，“圣人之政，减人以体；圣人之治，降民心”(《下略》)；强调统治者要率先垂范，致力于弘扬“礼乐教化”，“降身为礼，降心为乐”，“舍己教人叛逆，而正己教人顺从”。反叛的诀窍是服从的规则”(《夏略》)。并尖锐地指出了违背“仁义”、违背“礼乐”、纵情享乐的严重后果:“贤君使人乐；君子无德，其乐融融。快乐的人，长长久久；自得其乐者，不久矣”(《下篇》)。二是在政治上提倡“德治”和“仁政”。它主张统治者应体恤民生，“取之于民”，“下梯者不要争分夺秒种田栽桑，薄税不要收，稀役不要使其劳作”(商略)，实行所谓“仁政”；主张“道德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合理统治秩序，“主不可无德，无德则臣不可无德，无德则臣不可为君”(钟繇)。指出实行“德”“仁”的重要条件是修身养性，招贤纳士:“良将能治军”。亡国，灭族，失人”(《第一书》)。
可见《黄石公三略》对儒学的吸收是广泛而深刻的。借助儒家思想的精华，《三略》确立了自己的“治天下”总原则。应该说，《三略》吸收儒家思想充实自己，是当时兵书写作中军儒合流趋势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古代兵学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黄石公三略》兼容诸子百家，再次显示了其对法家思想的广泛吸收。法家的精髓是“尊主卑臣”，主张“无亲疏，无贵贱之分”(《史·吉太·施公序》)，“尊赏必惩，辅之以礼法”(《韩曙·文艺志》)，主张“尊名为真，负责任”，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这一切表明，法家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可操作的具体政治实践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比“迂腐而广事”的儒家思想更实用。兵家和法家一脉相承，军事学也是典型的实学。要积极发挥其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需要融合和吸收法家的一些内容。
到了汉代，法家似乎不再是表面上思想界的主角。而政治上的很多现实问题，儒家并不能解决，只是简单的提倡“仁义德”，但还是需要用法家的理论和政治来处理。于是在表象的背后，法家这个无形的巨人自始至终无处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外儒内儒”。作为一部实践论的军事科学著作，《黄石公三观》在逻辑上倾向于实践论的法家学说，即在用道家思想构筑自己的脊梁，用儒家思想展示自己的形象的同时，还需要用法家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理论来处理治国治军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使自己驾驭复杂的现实军事活动。
《黄石公三略》对法家思想的吸收最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贯彻了法家“以法治军”的原则；第二，肯定了法家的“有酬赏”思想。就“法治治军”原则而言，《三略》主张肯定法纪，强化政令军令不可侵犯:“夫命失，则不行；如果你做不到，那么政治就是不对的；政治不正，行不通；路若不通，恶臣必胜；恶臣若胜，则独霸天下。”“如果你不服从，你将失去一切；作恶者，终有一切。”所以，你对温顺的人行善，对凶狠的人作恶，你就去做而不怨(《下略》)。强调“令行禁止”在治国治军中极其重要的意义:“欺软怕硬，就下命令；战争之所以是胜利者，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军人之所以轻战，是用生命”“一个老军人不会欺负人，但如果没有欺负人，军人就会被轻罚，军人就会丧亲。兵若丧，兵必逃，敌则利，敌则失军”(第一书)。就“赏必罚”原则而言，《三略》非常重视其治军的必要性。”军队以赏为表，以罚为内。“赏罚明，则勇；官人，则士卒；任贤，则敌震”(《论略》)，“立威，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失信则疏，赏损则不要命”(《中略》)。正因如此，它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治军“赏罚分明”的原则，才能打得赢:“所以，不会有回报，赏罚有信；天若如地，能护人；兵用命，可越界。”由此可见，《三略》通过借鉴法家的“法治治军”、“赏罚分明”等原则，把自己的治军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从而从容应对治国、治军的实际问题。
黄石公的三观思想除了借鉴道家、儒家、法家的理论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容纳了阴阳家、兵家、墨家的思想。比如“天地为神，随物而变”(商略)这句话，显然是在阴阳家的思想武器库中找到的，阴阳家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致力于揭示“四时”的普遍规律。《三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高尚事业”和“顺”这些情况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
当然，作为一部写于东汉末年的军事经典，《黄石公三略》更广泛地吸收和继承了前代兵家的许多重要成果。许多军事经典，如孙子、伍兹、魏僚子和刘涛的《孙子兵法》，都被它有选择地采用或移植，使它成为自己军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三略》以“以公为旨”为开篇，说“夫将之法，以照顾英雄之心，赏鲁有功，以公为旨。所以，不可能跟别人好，也不可能跟别人坏。”《商略》是军事家孙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的延续。所谓“要打仗，首先要考察敌情。“据其仓，量其粮，测其力，观其天地，待其空隙”(商略)，与孙子的“学五事，取其法，问其情”(孙子兵法，一则始计)和伍兹的预见敌人有关。《中略》中写明，将军要有战场的指挥权。“出了部队，就专精于自己的学习。你在里面进退，就不会成功。”它直接
综上所述，《黄石公三略》是博采众长的产物，各家之见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三略的思想体系。更具体地说，在继承前代兵家理论的基础上，以道家战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保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卒，以阴阳家的观点认识形势，是《三略》的全部内容。统领全书的是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道”。当然，收购三略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整合多家之长的再创造和新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正如“黄石公的三个故事”所说，“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天地，有物，无常。因为敌人的转变，不是在前进，而是在行动”(《第一书》)。
本文节选自黄朴民先生的《中国战略经典之三策》序言。
“中华谋略经典”《中国战略经典》
三策六塔
△黄朴民译/30.00元
《三略》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战略的著名军事科学著作。其思想兼容他人之长，具有极高的军事艺术价值和战略实用价值。
《六韬》是一部具有完整军事艺术体系和独创性的军事理论著作，堪称先秦时期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战略经典”系列
黄朴民 孙建民 马瑞 译注 / 150.00元孙芮译/150.00元
中国的战略智慧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经验的结晶。以攻为守是古人的画图原则，也是和平建国治天下的创业指南。《中国战略经典》系列图书选自中国历史上的战略经典，由知名专家深入浅出地介绍、翻译、分析。它们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的经典书籍。
五卷八种: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司马法、子、李问答、三策六塔)三十六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