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难得的现代转型机遇。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是经济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无论是本能还是理性。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改革决策群体还需要经济学家在概念、理论基础、概念解释和提法上的思想贡献。
任何改革政策的兴起、确立或政策出台，往往都是以底层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先导的。就理论探索而言，首先要解构原有的概念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概念陈述。解构和建构的理论框架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外，还有一个
为了避免改革失误，考虑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反对意见，党中央的新决议和新提法都要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有的达成共识比较顺利，有的比较曲折；一些已经进入改革议程，而另一些已经流产；有的尝过，有的更深入。北京的经济学家有更多机会参与政策咨询，因为他们接近改革的中央机构。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精英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但也有意见分歧，相互影响，讨论和时机。其中，有几个人物跨越了政府和学术界的界限，他们充当了杠杆的角色，如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薛暮桥(1904-2005)、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913-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1920-2007)。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议，这是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在经历20年的风风雨雨后，重回市场经济轨道的重要一步。即使是两年前的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也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的《消除精神污染》一度打压讨论室空。因此，1984年，当胡耀邦和邓小平希望十二届三中全会能拿出一个改革文件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时，确实给决议的起草组出了一道难题。
1984年春成立的起草小组，几经改稿，但由于缺乏新意，领导被换，被换，被充实。眼看离全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如何看待商品经济，能否写入决议，仍未达成共识。当时的起草小组成员，如国家体改委的高尚全、杨企贤等对此进行了审查。本文将以起草组之外的另一条线，即马洪1984年7月和9月的两篇文稿为线索，对相关历史做一些补充和探讨。
简要背景和文献综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百家争鸣”的兴起，引发了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大跃进”失败后，1959年第一次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重点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再次，从文革后开始，以197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为重点。当时有300多人参加会议，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
在相关理论史上，举不胜举，除了大家熟知的孙和薛暮桥，还有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1908-1987)。他在1961年的论文中写道:“只要有社会分工，产品就会进入交换过程，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9年，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制度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要求建立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将产品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另一个是林子莉(1925-2005)。1979年，他写了一篇4万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形式及其规律》，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1980年8月30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1915-1996)，经济所的刘国光、赵，中央党校的王珏等等。
虽然1982年理论潮流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讨论氛围变得僵硬，一些经济学家因检讨或改变观点而受到批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违心而为。事实上，已经打开的思想闸门和基层改革实践，还在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比如1984年4月25-2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姜异伟在汕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讲课。他说，“归根到底，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的语言恰恰是半年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提法”。可见，这种认知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
但难点在于如何在既定政策下，在风险环境下，打破这个问题，并传达、影响、说服决策层，尤其是那些观念保守、投票权高的元老们。经济学家，再怎么讲道理，也未必能单枪匹马实现目标。在许多努力的路线上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促使改革精英和经济学家加强合作，形成网络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有些人的位置起着“枢纽”的作用，马宏就是其中之一。
马的报告和信
1984年7月，马洪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据说这份报告被传递给了许多高层人物，并得到了相对积极的反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王镇给马洪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文章写得好，说我们不能只是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要有自己的创意。而且马霍的报告不是基于空，这是命令。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探索了建立商品经济的道路。
全文约两万字，共35印页。我不确定我手里的这张复印件是不是马洪向中央领导汇报的最终稿。根据与日后公开发表的文字对比，影印件上的红色圆珠笔是马洪在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后修改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制定这些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他指出，目前，人们“对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作用认识的转变；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第四，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是实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论点并不复杂: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第一，有社会分工；第二，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有不同的经济主体，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商品交换。这两者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报告是为特定读者准备的，回顾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推理；总结不同意见，逐一解答，指出错在哪里；特别是要结合历史教训、改革现实和发展中的问题，努力说服读者，而不是生硬地、居高临下地说教；同时，为现有系统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准备了一个话语解释系统。设置并积极回应每一个可能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解构和建构。这是马霍的本事，他写的报告清晰而老练，得到所有同事的称赞。当然，这份报告的背后是马霍本人和经济学家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从1984年9月12日起，体改委的安等人在京连续几天组织不同人士，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草案。以上时间表是9月17日前拿出修改稿。然而，直到那时，“商品经济”还没有写入决议。马洪13日出席研讨会。他在讲话中用一系列问题要求大家思考这样的问题:“既然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什么不发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吗？"“商品经济既然能为其他社会制度服务，为什么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等一下。此时，马霍的心里一定很焦急。9月15日，他致信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这一天，马霍参加了中央政府召开的价格改革会议。有可能他当场把信交给了国务院总理。他在信中写道:
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在常委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我建议把它明确写入决议。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就很难从理论上解释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我国3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发挥，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平稳较快，经济效益就会良好；否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左’的重要原因。要消除这种左的影响，还需要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分别在9月10日、13日、15日论述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一切改革都涉及计划体制，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价值规律要为计划服务”都同意。在这一点上，高层领导基本上接受这些想法。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1984年8月底和9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两次经济学家座谈会。它的发起者之一是中国经济改革协会。不同的是，一次是在8月27日到9月1日，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一部分于光远创办的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另一个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合举办，9月1日举行。起草小组中的体改委委员高尚全想出了一个增援的“计策”。他联合童大麟，在征得安文志同意的情况下，邀请了20多位学者参加，试图用经济学家的话来影响起草组的意见。会后，高尚全把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上报给了有关领导。他强调:“大家都认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个月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列了一个单项问题:“第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计划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通告发出后，马霍在7月份对他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补充和修改，增加了约2600字，作为当年11月为中共宣传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的报告稿。2005年，当马洪获得第一个中国经济学奖时，他出版了一本选集，并作为第一本书收录。虽然他从未谈及自己在改革过程中的贡献和付出，但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在1984年的所作所为非常在意。马的女儿说，她的父亲对她说，“当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马的作用及一些讨论。
马工作最激动人心的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影响力主要在政策咨询领域。他很少进入公众视野，也很少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格局中，不仅马洪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估计和研究，而且学术界对马洪构建的知识精英网络及其与政治精英的互动，从而推动经济改革的运行机制也缺乏了解和研究。
从1978年到1984年，马洪担任过许多职务。像他跨界范围那么大，就是个例。参与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78年4月，首任所长为马洪。1979年，他作为国务院财政委员会成立的结构小组组长，组织数百人开展了全国经济结构调查，全面摸清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1980年，他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该中心成立并担任总干事。1982年起，马洪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职。
在进行研究项目时，没有一个人能调动洪的各种人力资源。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在他们的指挥下。
一些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可能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不“学术”也不“独立”，也有经济思想史家指出他在1981年至1984年的“商品经济”争论中前后矛盾。研究马洪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那就是他因为“高岗事件”和“五虎上将”的名号而被压了30年。他表现得像一个谨慎而敏感的人，谨慎而克制。即便如此，一旦时机成熟，他往往也不会拘泥于一种模式。可以说，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中，他尽力做到了光明正大，或随波逐流或逆势而行。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马洪，深谙国情，务实求变。
1984年，马洪参与将“商品经济”写入决议。虽然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80年代关系全局的改革方针政策是如何酝酿、推动和出台的。马洪，他与改革精英的互动，他与经济学家的合作，他的个人责任，他的举报信技巧，他的前进步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运作，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早期改革与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特点，的确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丰富内涵。不管人们怎么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1984年是否承认和接受“商品经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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