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朝鲜、韩国日本一样，越南曾经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度影响。不过与之不同的是，从政治区域版图来看，越南地区甚至几度划归为中国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在历史上存在着长达千年的“北属时期”，直到在五代十国才开始逐渐脱离中国的直接控制，但是仍然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的。
所以，长期以来越南都是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数理、医术，无一不用汉字”，可以说越南所受到的汉文化影响，要比北边的几个国家来的深，甚至在越南的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也是将越南人的历史肇始于炎帝神氏三世孙帝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似乎也算是炎黄子孙的一支。
《大越史记全书》
随着汉文化的逐渐传入，越南京族忽然意识到汉字的表意与当地的口音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所以也试图创建新的文字体系来匹配当地的口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越南人便依据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排列组合，并将这种文字称为“喃字”。
不过，相较于汉字而言，“喃字”实在更为复杂，只有先学会汉字才能进阶学会喃字，所以就算是有部分越南统治者想要摆脱汉字文化影响而进行文字改革推广喃字，却也是阻力重重，成效甚微。
字喃
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喃字实际上都只是作为汉字的一种补充，用以记录一些地名、人名及地方特产等，再就是越南文人会采用喃字作文，但是从更大范围来看，喃字在越南的使用率并不算高，主流文字仍然是以汉字为主。
可以说，在越南的历史上，喃字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主流的正式地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喃字体系的创建以及推广尝试，寄寓着越南谋求摆脱汉文化控制的政治诉求，也是越南民族性的一大体现，而对于这一点，也是后来近代越南废除汉字的根本原因。
西学东渐，新字传入，汉字地位在越南遇到新挑战
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越南暴露在西方文化传播的视野。
随着西方传教士踏上越南土地，西方文化也开始在越南得以传播。然而，越南的口音与文字书写的复杂程度远超传教士们的预期，为了加快教义传播的进程，传教士们开始从文字入手，将拉丁文字与当地口语相结合，形成贴合越南当地的拉丁文字体系。
《越葡拉词典》
1651年，法籍传教士亚历山大编纂出《越葡拉词典》，于此形成较为统一的越南拉丁文字标准，并且在此后不断得以完善。不过，即便是拉丁文字简单易学，却也无法撼动汉字在越南长达千年的影响，所以在这百年的时间内，拉丁文字的传播范围仅仅只是局限于宗教传播，汉字仍然占据主流。
所以，随着拉丁文字的传入，越南本土实际上存在着汉字、喃字、以及拉丁文字三种不同的文字体系，而这三种文字体系之间也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开启新一轮的主流地位角逐。
19世纪中叶，法国在东南亚范围进行殖民扩张，并且于1958年武装侵略越南，此时的越南还是属于清朝的藩属国。不过很显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实在无力应付西方列强，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晚清政府在法国侵略越南时只能保持缄默，眼睁睁看着法国在越南形成事实上的统治。
1883 年，法越签订 《顺化条约》，越南承认法国统治越南全国，接着1885年中国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算是正式让渡对越南的宗主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越南正式纳入法国殖民统治的版图。
汉字让路，国语兴起，殖民政府与民族主义的利益“合谋”
殖民统治期间，为了割裂越南与中国汉文化之间的联系，减少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法国殖民者极力推行法语教育，然而由于此时越南境内民族主义盛行，法语教育不但是难以推行获得民众认可，更是加重了越南民众的逆反情绪。
既然法语教育体系会激起越南民众逆反情绪，法国殖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把在越南存在几百年的拉丁文字作为新的突破点，将“越南国语字”拔高到和汉字同等的地位。1865年，法国在越南创建了第一份国语字报纸《嘉定报》，并且此后“在所有的公文、行政证件，国语字和汉字并行使用”。
在越南民族主义者看来，尽管“越南国语字”也算是个舶来品，但是好歹也是和越南当地口语相结合，并且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已经和越南本土文化深度捆绑，已然具备着一定的民族性特征。另外相较于汉字与喃字而言，国语字具备着简单易懂的学习特征，能够短时间内就形成较大的受众群体，而这也是越南民众开启民智的基础，有益于新思想的广泛传播。至于汉字，在晚清政府势弱，汉文化影响力大打折扣的情势下，在越南已然不足以让当地民族主义者所留恋。
于是，在这样一种利益导向的思维逻辑之下，法国殖民者与越南民族主义者“一拍即合”，共同推动者国语字在越南的大范围传播。一时之间，越南兴起开办国语字学校、报纸的风潮，大幅度增加国语字的使用场景以及使用频率，而汉字也正是在这期间被不断挤压着生存空间，最终只能让位于国语字。
文字抉择，废除汉字，推行扫盲背后的政治考量
汉字在越南日益势颓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实际上法国殖民统治期间，汉字在越南仍然还保留有一定的使用空间，毕竟在越南汉字意味着历史传承，仍然会有不少文人家庭接受着汉文教育，比如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便是其中的代表。
胡志明于1890年出生于越南农村的儒生家庭，他的父亲曾经考过科举中过副榜，甚至还担任过几年县官职务，不过由于不愿意与法国殖民者为伍，所以回到农村当了个教书先生，而胡志明在这样一种家学环境中成长，自小学习汉文诗书，汉语官话说的极为流利，后又学习拉丁越南国语，在这两种语言上都较为精通。
按理来说，胡志明本身接受的是儒家文化教育，并且从其革命经历来看，他对中华文化也是极为热爱并推崇，甚至在深陷牢狱中也写下100多首汉文诗歌以表达革命决心。可见，胡志明对中华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可是即便是这样，在取得越南独立之后，胡志明也陷入对国家正式文字的抉择思考中。
胡志明在狱中创作的《越有骚动》：
宁死不甘奴隶苦，义旗到处又飘扬。 可怜余做囚中客，未得躬亲上战场。
1945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国家成立之后，就要确定官方文字，而在当时的越南领导层面前，摆着汉字、喃字与国语字三种选择。不过也正是在这时候，胡志明做了一个决定，推广越南国语字教学。1946年，越南颁布的宪法第18条规定：“被选举人必须会读、写国语字”。
对此，越南政府层面也曾做出过解释。汉字太难、国语字简单，越南文盲率居高不下，使用越南国语字易于扫盲。
从扫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拉丁文字在拼写与推广上有着更为显著的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普及通识的效果，再加上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普识教育使得国语字在民间取得一定的群体规模，更是能够助推越南的扫盲运动的开展。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扫盲何须另外专门废除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大可推行双语教育，所以在废除汉字的背后，或多或少还是会有谋求文化脱离的政治意涵。
不过，从越南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来看，当时的越南刚刚摆脱殖民控制，取得民族独立，所以在割裂殖民文化连接上有着迫切的需求，并且产生内生性敏感的特征。于是，在这种高度敏感的“玻璃心”下，就容易将殖民文化的特征类推到汉字文化的影响上，继而做出一刀切的决定。
再者，越南地处东亚文化圈，即便当时与中国人民有着一定的革命感情，但是仍然会有着被同化的担忧心态，认为只有废除汉字才能使得两个民族形成较为明显的文化区隔，以保护本国的民族主义，哪怕是要割裂本国的历史文化。
越南知名学者范维义曾有过这样一番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哲理和精神价值。”
如今，走在越南的街头，尽管依旧能够见到带有汉字的建筑标识，但是试问当下的越南人，又有多少人会明白这些汉字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内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