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道拐”，位于贵州省晴隆县晴隆山西南坡半山处，古称“鸦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古代入滇的必经之路，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显要。
明朝诗人周文化途经此地，曾留下“列哉风高仰万山，云空叶积马蹄艰。一为行省衣冠地，便是雄图锁钥关”的诗句。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景区全称贵州晴隆史迪威二十四道拐遗址公园由二十四道拐公路、观景台、安南古城、美军加油站、马帮山寨、史迪威小镇等组成。
其中二十四道拐公路是景区核心部分，雄奇险峻，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的标志路段，全长4公里，宽6米，第一拐到第二十四拐直线距离350米，垂直高度250米，坡倾角60度。
抗战期间，成为盟军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是中美军民团结抗战的象征，被誉为抗战的生命线。
1927年，主政贵州的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为北略四川，南联粤桂，西拒云南，东侍三湘，同时为改善贵州省的交通状况以及发展经济，拟建成连接湘、桂、滇、川周边四省的公路。
而位于滇黔公路咽喉要地的“鸦关”古道是最难修筑的路段之一，后因政局动荡，修路经费不济，筑路之事被迫停止。
1935年，国民政府将修通滇黔公路重新提上日程。为了打通这条咽喉要道，国民政府委任当时著名的工程师邹岳生进行勘测设计，并调动了贵州8万余民工、士兵参与施工，由西南公路局局长曾养甫督工，公路于次年竣工。
据有关资料记载，修筑“二十四道拐”公路时需要用到沙子，但是滇黔路沿线却无沙可觅，只能把石块锤成石屑代之，而那时的施工工具十分简陋，执行任务的工兵，只能用手锤、钢钎、钻子开山凿石。
为此，当时晴隆县几乎出动了所有劳动力，修筑该路段的艰难可想而知，而邹岳生更是风雨无阻，每天坚持骑马或徒步上山到施工现场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四道拐”是邹岳生和当地人民胼手胝足铺筑而成的。
刚刚建成后的“二十四道拐”路况极差，只通马车，很少通汽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大批工矿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等亦陆续内迁。
由于“二十四道拐”是由黔入滇的必经之路，所以这里经常堵车，且车祸频繁。
据当时应招华侨青年许志光回忆说：“……在晴隆附近有个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坡陡弯急，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崖，有几道弯汽车要进退几次才能通过，稍不留神就会车翻人亡，经常听到有运输队的车在那里出事故。”
司机们行经此地大都心有余悸，将这里喻为“鬼门关”。
1945年，“二十四道拐”的运输量达到了每月1.5万吨，援华美军司令部为了满足战略物资运输的需要，调来美军公路工程部队第1880工兵营，负责从贵州沙子岭到广西百色路段的维修，以保障该路段的行车条件，其中就包括改建、维修“二十四道拐”。
为截断滇黔的咽喉要道，阻止抗战物资的运输，日军曾多次派机轰炸“二十四道拐”，但由于其地势的险要奇特，极具隐蔽性，加上中国军民艰苦卓绝地开展护桥护路工作，使“二十四道拐”一次次幸免于难，堪称奇迹。
然而，这条曾立下赫赫战功，令日军咬牙切齿的抗战生命线，在抗战胜利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仿佛突然消失，成为一条隐没在群山间的“无名英雄路”。
原来，“史迪威公路”通车后，当时的传媒通常把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昆明、贵阳至重庆的所有公路统称为“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由此成为“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
而美国记者发表“二十四道拐”照片时，又没有准确标注拍摄地点，导致数十年来，“二十四道拐”一直被认为是在滇缅公路云南省境内的某一处，或是在“史迪威公路”的某个路段。
另外，“二十四道拐”所在的晴隆县旧称“安南”，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的古称相同，两者相混淆，让人觉得“二十四道拐”甚至可能是在越南境内，这更给后来人们寻找“二十四道拐”蒙上了一层迷雾。
2002年，我国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经过多方探访，最终确定了“二十四道拐”的方位。戈叔亚花了8年时间，走访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抗战老兵，足迹踏遍了云南，并沿着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却始终一无所获。
后来，他偶然得知“二十四道拐”在“安南”，而这个“安南”就是贵州省晴隆县的旧称。经过实地考察认证，他最终确定了“二十四道拐”就在贵州省晴隆县境内。
至此，“二十四道拐”终于重回人们的视野。如今，“二十四道拐”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还是《二十四道拐》电视剧拍摄的场景之一。
作为世界史上有名的“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的“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是中美军民团结抗战的象征，在公路修筑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